什么是未来风口？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季，高校本科专业的“AI含量”越来越高。6月10日，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表示，今年“双一流”高校本科将迎来新一轮扩招，应继续引导高校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完善学科专业调整机制，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。
在高校扩招背景下，多所“双一流”高校都在扩招的专业设置中聚焦人工智能及相关学科专业。根据教育部数据，截至2024年，近五年“双一流”高校新增专业达1068个，新增数量排名前十的专业中有8个涉及学科交叉，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管理与应用、数字经济专业占据前三位。许多高校已经或开始部署“X+AI”多元融合专业。
复旦大学今年将理科、医学、新工科以及交叉学科的招生比例均增至20％，传统文科招生比例从原先的30％—40％削减至20％。学科交叉融合的时代，文科专业何为？教育部最新发布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（2025年）》增设了29种新专业，其中就有“人工智能教育”“数字戏剧”等“新文科”专业。
高校正在对国家号召和市场需求做出频密响应。未来，高校专业设置将走向何方？应如何合理“拥抱AI”？“新文科”又能否让文科焕发新生？
在上海某“双一流”高校“金融学+计算机科学”双学位学生陆行眼中，这样的学习经历就像“勇闯无人区”——虽有迷失方向的风险，但充满未知的可能性。陆行2021年入学，今年刚本科毕业。他回忆，读双学位最大的收获便是多元视角。由于有计算机和部分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，他在证券公司实习时曾一眼看出对方风控系统中过时的模型，并用课堂上学到的集成方法提出了优化方案。那些无数个在图书馆通宵写代码、查bug的日子，那些为调和两个专业不同思维范式而绞尽脑汁的时刻，让他生长出一种全新的能力——在技术的严谨性和商业的不确定性之间搭建桥梁。
专业的跨界与融合正成为高校专业调整的一条主线。中山大学今年新增智慧农业等3个本科专业，同时也开设了包括“金融学+人工智能”在内的10个双学士学位项目。复旦大学去年设立4个“外语+计算机”和23个“X+AI”的双学士学位项目，已有210名学生进入培养。截至目前，复旦大学共推出54个双学士学位项目，涵盖30个一级学科专业，其中包含41个AI相关的双学士学位项目。
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、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郭英剑分析，从近几年的审批与调整节奏来看，高校专业“动态化”“任务化”趋势明显，教育部对专业设置的备案与审批每年一次，促使高校主动捕捉产业和区域发展的即时需求。企业对复合型、跨学科人才的渴求加剧，可以预见，未来高校专业设置的更新频率会加快。
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、教育学院教育与人类发展系主任沈文钦举例说，今年有六所顶尖高校开设“低空技术与工程”专业，直指低空经济产业需求，就业前景十分吸引人。但“毕业就有工作”并不应是成立专业的主要动因，四年学成后，产业是否仍然火热，学生适合直接就业还是继续钻研，目前尚难回答。热度退去后，专业的含金量仍在于其知识体系和课程架构，如果这些没有搭建好，学生的获得感就有限。
陆行坦言，他入学那年正是该校“金融学—计算机科学”双学位开设的第一届，课程设置的不成熟让他有种当“小白鼠”的感觉。他表示，目前这一双学位的计算机专业课“深度学习”已用国外原版教材，但金融专业课“智能投顾”却还在讲授五年前的案例。授课教师告诉他，这一领域发展太快，老师也要不断摸索。
除了融合僵硬，这类新兴双学位专业的课程安排也常被诟病。陆行记得大二上学期时，他一度怀疑自己不能胜任双学位的学习。某一天他正在做金融数据分析作业，完成计量经济学报告，而另一门专业课数据结构与算法的作业也在同一天截止。“两个专业的截止日期像两座大山压过来。”
郭英剑指出，新专业的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理应带有实验性质，在评价与反馈中不断升级。一般而言，专业三年一评估、五年一调整，高校根据招生兴趣、就业率、科研产出动态等决定扩招、合并或停招。因此，一个新专业成熟的时间在五年以上。在迭代初期，专业内部会先列出需要培养的核心能力清单，再倒推课程模块，然后反复在实践中修订。这几乎是新专业成长的必经之路。
课程迭代的同时，专业学习量也须优化。陆行所攻读的双学位保留金融学核心课程的同时，缩减了十余个学分的金融专业选修课。相比于普通金融学专业，新增的40—50个计算机专业学分需在四年内完成，平均每学期约增加2门专业课程。
复旦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主任、本科生院副院长石磊解释，专业融合如果只是简单的“A+B”，学生学习量太大，难以成功完成学业。专业能够融通的前提是二者在研究方法、知识体系上有所共通，或者有相同的应用场景。因此，“A+B”时要删除重复课程，建设融合课程。尽管很难，也要尽量在压缩单一专业学分的同时，保证不降低单一专业的能力水平要求。当前，国内双学位学习量大、学分要求高是客观事实，专业融合还有继续优化的空间。
目前，大部分融合专业要求学生完成一篇毕业论文，体现两个专业的交叉内容。毕业时，学位证书上显示两个学位。这种“纸面竞争力”自然能在就业时为学生加分。但沈文钦提醒，即使在顶尖高校里，这样的专业也只适合学有余力的学生，对部分学生来说，追求双学位可能不如踏实学好其中一个专业。
随着专业类别增多，专精度增加，学生的成长路径越来越丰富。与此同时，在报考时，学生的专业筛选成本也随之增加。沈文钦指出，由于大学专业体系和中学差别很大，一级学科就有100多个，很多学生在大学前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专业，也很难在中学阶段就确定自己的兴趣。
微专业则在本科阶段为学生提供了一种低成本试错的可能性，可以将其看作普通学位和双学位专业的折中。今年3月，教育部发布“双千”计划，推动高校开设1000个微专业。各地高校都新增了一批聚焦前沿科技、产业需求和交叉学科的微专业。例如今年，北京科技大学首届13个微专业正式开始招生，名额共计480人。复旦大学、浙江大学等高校早在2021年便发布了“AI+X”微专业，让各专业学生更加丝滑地“拥抱AI”。
郭英剑指出，微专业不是完整的“第二主修”，而是一组围绕某项核心能力或特定议题精心打包的课程。微专业通常包含4—6门课程、十几学分，历时一年完成，并面向所有专业的学生开放。高校通过这种小而精、灵活机动的专业模块，让学生在原有专业之外获得另一种能力。
石磊将微专业形容为仅本校认可的“小而精的双学位”。每个微专业约15学分，保持轻量化。微专业并不授予学位，学生凭微专业经历可以在就业和本校保研时获得一定简历加成。
但有受访者指出，低门槛的微专业若缺乏质量把控，容易沦为“兴趣班”。北京某“双一流”高校一位新闻学专业大三学生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她去年秋季报了该校数据科学学院大数据实战的微专业课程，第一学期开了统计学基础课程，学习原理和实操，但课时有限，老师也教得并不细致，大部分知识在网络公开课里都能学到，学生完成作业也很不积极。
多位受访学生提到，微专业课大多在晚间以及周末上课，线上课居多，有的时候一周多至5—6个课时。一学期正常17周，微专业课可能分散到19周，还会占用主修专业考试周的复习时间。
为了避免微专业沦为“鸡肋”，郭英剑认为，需要将微专业构建成兴趣的探索空间，具备灵活的退出机制，真正成为有价值的专业“试水”。当某一微专业连续几年选课火爆、行业反馈良好时，学校往往会考虑把它升级为二级培养方向，甚至设立独立专业或学院。若只是堆砌热门术语、师资跟不上、行业场景缺失，微专业就可能“速生速死”。
据沈文钦观察，有学生通过微专业了解到自己的兴趣点，打开了转专业的思路。他认为，为了让学生更加灵活地决定自己的成长路径，在微专业之后，转专业的成本也应更低。
今年，北京建筑大学、北京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放松了对学生转专业的限制，实行“转出零门槛，转入有考核”，降低学生转专业的难度。这些学校的在校生在大一和大二各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，并且取消了此前的排名限制。沈文钦认为这是一种进步。
石磊表示，在复旦大学，为保障高转专业成功率，每个专业都要预备相当于其大一学生20％的名额用于转入，超过这一限制，转入就面临竞争。校内转专业整体成功率接近75％，热门专业如临床医学等的转专业成功率为58％。刘海峰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转专业会朝日益宽松的方向发展，但如果还存在不同专业入学难度或录取分数差异不小的情况，出于公平性的考量，很难做到完全没有限制。
在郭英剑看来，高校放宽转专业限制，实质上用更低的制度成本纠正高考“一次性决策”的弊端。然而，门槛降低是否会加剧“冷热”专业的分化？郭英剑指出，理论上，热门专业的转入火爆、冷门专业学生流失的情况确实存在。若要纠偏，除了保持转入门槛外，还需考虑动态资源分配机制，比如以两年为周期，依据转专业数据、毕业生流向和师资配置，调整专业招生计划和经费倾斜，让资源跟随学生的真实需求而流动。
沈文钦认为，学生会“用脚投票”，热门专业扎堆转入的后果是读研和就业压力增大。单一专业具备市场需求下的一定承载力，超过承载力后，热门专业的热度也会自然消退。同时，转专业的动向会倒逼高校思考专业设置，不断推进学科重构和创新，从而吸引更多学生。
内部有着契合点的专业，融合起来顺理成章，但一些高校近两年开设的双学位项目中，也不乏“小语种+计算机”“哲学+人工智能”等“神奇”组合，让人直呼“看不懂”。
北京某“双一流”高校一位哲学专业大一学生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他“绞尽脑汁”想要辅修该校的人工智能专业，但因为后者要求先修高等数学A，而哲学专业学生只修高等数学C或D，被卡了资格。据他了解，许多哲学专业学生有很强的“本领焦虑”，甚至在大一就选修更难的高数A，为学习微专业或者转专业铺路。
该哲学专业大一学生坦言，选择人工智能，不排除跟风成分。但客观来说，哲学和人工智能的关系比大部分文科专业都要紧密。AI涵盖推理、规划、符号主义等广泛领域，与哲学二级学科逻辑学有很多契合点。
近年，文科与理工科交叉的新文科专业迅速崛起。石磊举例说，复旦大学王牌专业新闻传播学，主动推进学科交叉创新，将大数据分析、人工智能、数字媒体技术等前沿科技融入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。“文科思维和理科技能的复合型能力培养，使新文科在智能传播时代展现出更强的竞争力。”
复旦大学削减文科招生比例，是否代表着文科萎缩？石磊解释，这属于误读。复旦文科其实没有缩招，文科生或者说高考选择历史类的考生进入复旦大学的机会没有减少，反而因为融合学科的增加而有了更多选择。在复旦大学今年20％的交叉学科招生比例里，新文科占据了50％，因此不能把招生比例调整看作文科衰败的注脚。
据教育部统计，2024年国内文科就业率为73.5％，显著低于理科的86％。沈文钦了解到，文科生常有一种虚无感，面对科技时代总是质疑自己究竟习得了多少技能，这是高校文科专业需直面的问题。
文科跟理科相比缺失的不仅是所谓“硬知识”，更是人际互动。沈文钦认为，理科生在本科阶段就有机会进入课题组做科研，跟同伴和老师有很多交流机会，文科生则比较缺乏这样的机会。“有交往才有获得感，才有和人、事物打交道的能力，闭门造车对个人成长非常不利。”因此，大部分文科专业面临课程和教学环节的大更新，至少未来课外集体活动应有所增加。
刘海峰指出，人文学科并非“无用之学”，而是塑造个体、维系文明、驱动人类进步的深层力量，而社会科学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，均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文科专业应主攻学生的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，包括逻辑推理与论证、沟通与表达、创造力与想象力等。
郭英剑认为文科有着多重核心竞争力。谈及国际传播、地方形象塑造或企业出海，跨文化理解与叙事的能力必不可少。其次，如果说理工科锻造了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文科则培养了提出正确问题并审视底线的能力。此外，新文科的出现让文科生在讲故事时拥有了数据佐证。“历史系学生会做热力图，中文系学生能用语料库验证修辞趋势，这才是理想的新文科。”
多位受访者表示，与理工科的交叉确实能部分解决文科专业的市场对接问题，但除了拥抱融合之外，文科还应该守住“基本盘”。
“守住存量，创造增量”，二者并不矛盾。郭英剑长期观察英语专业的变化，他认为，当工具把翻译等低阶语言劳务承包，英语专业更应凸显人的独特价值。过去十年，英语专业最显著的变化在于定位精细化。很多高校压缩了招生规模，但在培养方案中偏重专用英语、跨文化传播、国际组织人才等方向。跨学科融合也在加速，课程表里出现了“数据可视化写作”等内容。未来人机分工会更清晰，算法负责初稿、比对、检索，人负责立意、语境、说服。人的不可替代性也是文科的不可替代性。
这样的语境下，文科“瘦身”不应是简单裁撤，而是重组。郭英剑举例称，可以把历史、考古、博物馆学整合，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产业提供全链条课程。再通过微专业等机制，丰富学生外交写作、数字人文、科技伦理等专精方向的能力。如此，既保留了专业内部的经典架构与方法论，也让文科教育能够对接真实场景。
“新文科真正想做到的，并不是‘加一节Python课就翻身’的幻觉，而是守住人文学科的批判性、历史纵深和价值关怀，同时把大数据、可视化、算法思维当作人文洞察的放大器。文科不会‘没了’，只会以更加精准和多元的姿态重新被人们所熟知。”郭英剑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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